溯及上个世纪80年，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赶考”精神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迄今，许多人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学术界关于“赶考”精神研究尚不深入，存在着低水平、重复性研究，甚至一些基本概念等尚待梳理清楚，故本文论述了“赶考”精神形成的背景、内涵及特点，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孕育了“赶考”精神
要想厘清“赶考”精神，就必须了解“赶考”精神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西柏坡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走向全国胜利的前夕，“可以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力量，没有这样的环境，没有这样的条件能阻止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此时，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这是20多年革命史的收官之作，中国共产党即将面临着全新的环境、形势和任务，必须为此做好思想准备、政策准备和干部准备等工作，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和革命实践中，孕育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赶考”精神。
（一）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工作重心的再次转移
中国共产党建立伊始，其工作重心是在城市，至到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才转移到乡村，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1949年3月，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这就是说，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开始了工作重心转移，这又是一次全局性的战略转型。
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转移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党的工作环境从熟悉到陌生的转变，意味着党的领导责任更加重大，意味着工作方式方法的根本转变，而这样的转变不是自然而然地可以完成的，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许多始料不及的阵痛和挑战，甚至风险和危机。譬如，在党的工作重心第一次转移过程中，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无视革命环境的变化，照抄照搬国际经验，甚至在临时中央无法立足上海、被迫迁到中央苏区后，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致使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还意味着工作内容的根本改变，那就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转移。1948年9月政治会议上，刘少奇率先指出，“解放战争快要结束……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此后，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地思考经济建设等问题。为了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决定未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及时地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主要内容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由此可见，它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会议内容空前丰富，既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军事计划，更有建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针政策；二是正式指出未来的中心工作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这些都是以前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所没有的。
（二）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发展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然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不意味着“拿本本来”、依靠背诵马列经典词句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革命中的所有问题，取得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在遵义会议以前，我党多次出现了“左”、右倾错误，其根源就在于一些领导人不懂得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反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早在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就清楚地写道，“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残酷的事实也证明，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还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中国“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然，这个历程是非常艰难的，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重要标志，解放战争时期我党设想5年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任务，实际上仅仅3年就完成了，这显然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
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党成熟后，仍然要“随时随地都要以”中国“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以便更好地指导和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革命形势和任务，然而，党既不能照搬马列经典、苏联经验，也不能单纯依赖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成功的经验，而必须继续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发展，主要包括关于政策和策略的原则、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等，这标志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转变，这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被广大党员、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后，转化成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
（三）中国共产党开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西柏坡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特别是组织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革命的继续胜利，我们党行将成为统一的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政党，转变为一个领导全国人民掌握政权并将长期执政的政党。作为革命党而言，中国共产党必须立足于阶级斗争，重在分清革命的主力军、同盟力量和革命的对象，领导广大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作为执政党而言，它必须立足于治国理政，旨在团结各革命阶级、阶层和人士，凝聚共识和力量，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
为了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共产党积极做好执政准备，扩大执政基础。囿于中国革命特殊的环境，中国共产党长时期在偏僻落后的农村开展革命斗争，以贫雇农为主要依靠对象；随着革命胜利的即将来临，许多人错误地认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对此，毛泽东谆谆告诫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从而，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走向全国执政奠定了群众基础。
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组织建设。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是比抗日以前的几个历史时期，大进一步了，”但是，也存在着组织不纯、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等缺点，“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甚至“左”倾错误有再次泛滥之势。“可以这样说，党内不纯的情况不改变，即便政策彻底也不行，不只是不能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也不能进行战争，还会使党走向灭亡。”因此，1947年11月至1948年秋间，中国共产党贯彻了公开建党的方针，结合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了以“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整党民主运动。另外，积极扩充党的队伍，纠正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出身的党员比例过大的问题，特别注意在产业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中发展党员。通过整党，使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这就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
马克思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就是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即将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面临着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新变化，再一次认真地探索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前途问题，这些不仅为建立新中国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也为“赶考”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赶考”精神的内涵
早在隋朝创设科举取士制度后，为知识分子跻身统治者阶层提供了崭新的晋身之阶，即读书、应考和做官三部曲。其中，赶考是最为关键的环节，需要周密的计划和长期的准备，大致涉及几个方面，如赶考的理想、赶考的具体目标、如何做好准备、赶考时怎样做等。一般来说，不外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学好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的目标，以及“十年寒窗无人知”的长期准备等。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赶考”显然不能与传统士子的赶考相提并论，但可以借鉴儒生赶考的诸要素，从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及中央领导人的理论创新中，概括和总结出共产党人的“赶考”精神，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理念：坚定理想、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的。在党的“一大”上，就制定了奋斗目标，“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直到社会的阶级消除为止。”此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目标。
解放战争爆发后，人民解放军很快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并转入战略反攻。“祖国的人民已经清楚的看到自己的胜利的前景，这个胜利将不是别的，而是百余年来我国志士仁人抛头流血牺牲奋斗的目标的实现，就是祖国的独立与民主的实现，就是孙中山志愿的实现。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但是，无论什么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也一定可以克服。同胞们！同志们！勇敢前进，努力奋斗！迎接胜利！”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毛泽东指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这就规定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国体。显然，中共建立的民主联合政府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不同，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面却是一致的。毛泽东告诉米高扬，“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后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全国胜利后两种基本矛盾的分析，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这也标志着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后党的根本任务就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二）目标：建立新中国、执政为民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热切盼望和平、民主，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然而，蒋介石国民党扼杀了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热切愿望，顽固地坚持独裁卖国内战政策，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10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这意味着中共决心把蒋介石统治集团排除在外，正式把建立新国家付诸行动，但是，中共尚未计划好如何建立“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直到1948年4月30日，中共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不仅明确了建立新中国的行动路线图，而且表明了中共无意于“打天下坐天下”的暴力逻辑，而努力建立一个主权在民的新中国。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实现人民的利益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是衡量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的最高标准。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刘少奇也形象地说，中国共产党人“思想上必须提倡为人民做长工，要提得响亮。鲁迅先生说：‘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的干部、共产党员要甘心给老百姓做牛马，凡不愿意给老百姓当长工、当牛马的可以退党。”周恩来还以毛泽东为榜样，号召广大党员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说，“毛主席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三）准备：善于学习、积极上进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政党。十月革命后，学习苏俄经验；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学会了统一战线；大革命失败后，学会了坚持党的领导权；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许多人一时不适应这个重大变化，“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于是，全党开展了长达数年、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大多数干部学会了具体的政策和策略，进一步推动了党的政治成熟，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粉碎国民党进攻奠定了基础。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又一次面临着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新国家的全新课题，但在思想准备还是干部队伍方面都存在着严重不足，一是随着解放区不断扩大，干部和人才数量奇缺，难以满足需要；二是干部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低下，难以胜任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和社会管理重任。刘少奇冷静地分析道，“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党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准备。我们的干部还不熟悉经济工作，特别是不会经商。关于中国经济的确实材料，我们也还没有。”米高扬在访问西柏坡后也认为，“‘他们（指中国共产党）对生产业务知识了解不多，对工业、交通、银行的概念比较模糊。’他们的经济设想还比较空泛，甚至对准备接受的作为国家经济支柱部门的大银行、大工业，还没有提出具体的计划。”
为了解决党员干部新的本领恐慌问题，党再次号召掀起一场新的学习运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发出学习号召，“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把210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和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和他们做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和他们做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和这些人们做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刘少奇也指出，“共产党员的精神，是积极上进的精神、独立创造的精神。”
（四）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国革命露出了胜利的曙光，中共就敏锐地意识到如何巩固胜利的问题。毛泽东特别重视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不仅依仗自己的军事优势，还把取胜的希望放在我党不能长期支持战争上，因此，我党多次提出节约问题，以便支持长期战争，要“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各个边区要实行简政，降低生活水平，先从干部降起。”在人民解放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全面进攻后，毛泽东再次提醒大家，“迭获胜利后，干部骄傲轻敌之心理必然会发生，你们应严格防止之，首先是领导者自己应防止此种心理之发生。”到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完全胜利，推翻南京国民政府指日可待。毛泽东仍清醒地指出，“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其内容之一就是研究革命胜利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指出，“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显然，我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胜利后潜在的巨大挑战和风险，及时地向全体党员敲响了警钟，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继续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避免骄傲自满、腐化堕落乃至丧失政权的危险。
（五）要求：统一领导、严守纪律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政党，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这保证了党的团结和战斗力。然而，在长期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敌人“把我各战略区分别封锁隔离起来，甚至把一个战略区封锁隔离成几个区。当时各战略区或分区都不能互相联系，只好自力更生，各自为政……这种方法是是适合于当时环境的，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很容易产生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乃至“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毛泽东严厉地批评道，“在重大问题上（不是小问题或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极端恶劣的习惯，在七大以后并未根绝，现在已相当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发展。”
西柏坡时期，为了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中共中央多次要求全党必须统一领导。“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同时，要求进一步加强纪律性，并把它作为争取革命胜利的关键环节。“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后来，这句话进一步简化为一句口号，“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此后，党有效地加强了统一领导和严明的纪律，促进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全党全军迅速地传达、贯彻和执行，为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综上所述，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转折关头，他们考虑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和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避免李自成起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悲剧，并从思想上理论上认真地进行了准备，形成了独有特色的“赶考”精神，内涵丰富，寓意深刻，清楚地表达了党对国家和民族负责、执政为民的理念以及对未来执政的谨慎和警醒心态。
三、“赶考”精神的意义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西柏坡时期，毛泽东把“进京执政”定位为“进京赶考”，借助人们耳熟能详的的旧词表达新的政治内涵，形成了“赶考”精神，激励着共产党人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并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增添了新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一）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奋斗史，也是革命精神不断孕育、发展和弘扬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奋斗历史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多种具体表现形态的革命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铸就并发展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孕育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兵团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焦裕禄精神和雷锋精神等新的革命精神形态，接续继承和发扬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从总体上来看，这些革命精神一脉相承，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坐标。
仔细分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它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系列，另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精神系列，虽然每一部分内各种革命精神相互联系紧密，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等存在着许多不同，前者产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和理论创新中，有学者总结道，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起点”，井冈山精神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路先锋”，苏区精神“建立政权、执政为民的重要实践”，长征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恢弘篇章”，延安精神“革命精神的集中呈现”，西柏坡精神“迈入新中国殿堂前的精神洗礼”，其核心集中于争取革命的胜利；后者则产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为革命精神谱系增添新的内容，是对革命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其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然而，两者之间明显缺乏接续。
西柏坡时期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最辉煌、最成功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既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收官之作，也开启了从农村走向城市并以城市为中心、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新篇，开始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转型；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具体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也形成了与其它历史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有区别的“赶考”精神。一方面，它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革命精神的开篇之作，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中恰好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很好地弥补了两大历史时期革命精神联系的断点，使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联成一体，浑然天成。
（二）“赶考”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西柏坡时期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所创造出来的革命精神，虽然其具体内容学术界尚无定论，但大致内容分为“两个一切”（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两个善于”（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和“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也被人称为“四梁八柱”。毫无疑问，“赶考”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赶考”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毕竟具有自己的特殊内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易言之，它是西柏坡精神部分内容的进一步深化。具体而言，西柏坡精神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整个西柏坡历史时期的全部革命实践和理论发展，其内容比较全面，而“赶考”精神主要体现在当时建立新中国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部分方面，其内容相对单一；西柏坡精神是对共产党人过去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总结和升华，“赶考”精神则是面向未来，对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未雨绸缪。
（三）为我党经受执政的考验奠定了基础
古语云，“谋先事则昌”。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历史时代的变化，适时地提出了“赶考”精神，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如何解决执政的重大问题，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重大意义。
“赶考”精神为建国初期打退资产阶级进攻做好了思想准备。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即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随之而来是在全国取得胜利后国内基本矛盾是什么？这决定着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方略。早在1948年9月，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也意味着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赶考”精神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
“赶考”精神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从我党提出“赶考”精神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60余年，但其价值历久弥新。习近平同志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总之，“赶考”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既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一脉相承，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赶考”精神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本色，它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更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准备了丰富的精神资源。
